设想一个儒家的政党，或者把共产党儒化成一个奉行何种儒家具体政治主张的党去从政，无论它是政绩卓著，还是声名狼藉，这对儒家本身追求的基础性层面作用来讲都可能是失败的。

后来有人声称从古宅中发现了未被烧掉的古经，于是古文字书写的经卷与汉代通行文字书写的经卷，都成为经学家研究和传授的典籍，博士讲经，相互攻击。二是中国的国族建构一定要拓展视野，在汉族之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

儒家的顺接结构，在古代社会能够平稳运行的情况下，可以发挥很好的控制人心秩序与维护社会政治秩序的作用。这种张力，使得经学的批判功能，比不上道家的隐逸传统，经学家有着看不开、放不下的在世执着。在这样的局面中，诸家相与论说争辩，学在王官演变为学在民间。为什么儒家经学会在现代性的情况下终结，而裂变为哲学和史学或其他的知识形态？人们一般会将之归结与西方的知识压力和由之引发的儒学知识形态的重构。原因在于，他没有建构起教士系统。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儒学激发的道德信念，通过个人修为，实现境界提升。西人挟工业革命之后节节扩张的那个世界历史过程东来，以民族战争的重锤打破了中国人用藩篱围起来的国界，从一开始就显示了势的凌厉。

于是而有越南乞援中朝而中国出兵越南。因此，起于东南沿海的炮声越过千山万水向北传去，不能不一层一层弱化为道听途说。而当日由此步步推演，则不能不走到诟詈圣贤和儒学，尤激烈者且已倡用刮骨破疽之木实行孔丘之革命。在宗藩关系里，字之本义训为保和育，因此以礼事大的一方遂对等地有了一种要求上国为之纾难济急的权利。

因此早年力倡变法的梁启超晚岁转以他国所资为兴国之具，在我受之几无一不为亡国之媒为疑虑。沈葆桢以万不得已之苦心，创百世利赖之盛举说自强，都在引担当世运为一己之任。

19世纪的后60年间，中国曾一次一次地卷入民族战争，而比之40年代的鸦片战争和50年代中期开始的英法联军之役，则80年代的中法战争因法国侵略越南而起，90年代的中日战争因日本侵略朝鲜而起，就直接的因果来说，都是被形成于数百年历史之中的宗藩关系所牵，一步一步拖入兵火之中的。于是而有曾国藩办内军械所。一夷灭，代以一夷，仍不灭也。当一个民族对外来的侵逼作史无前例的回应时，文化一定会成为一种支撑精神的力量，然后深深的创痛才可能化为负重远走的力行。

与之相类的，还有《民报》倡革命，而以尧舜以来的民为邦本之说和三代之书里的天意在于安命为讨伐朝迁之词。因此，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前期，在天演之公理所到的地方，便不能不是理与势在人心中的此消彼长。因此，这一代人对西人冲击的回应，实际上显示的正是儒学对西人冲击的回应。由此走到极端，遂有梁启超所说的适焉者，虽劣亦优，不适焉者，虽有亦劣也。

然而在两次民族战争失败后站起来回应西人的这个群体仍然出自士大夫之中，出自传统和文化留给士人的入世意识、忧患意识、更法意识和经世意识之中。士人的精神：理势之争 对于19世纪中期以来的中国人来说，中西之争本质上是理势之争。

但作为一种机器生产，造船造炮虽以军事为重心，其直接引来和长久维持的，都是中国社会里从未有过的生产过程和生产方式。显然，在这些地方，儒学又非常明白地成了变法和革命之助。

盛衰倚伏之说，可就一夷言，不可就白夷言，此夷衰，彼夷盛，夷务仍自苦。左宗棠、沈葆桢办福州船政局，风气既开之后，遂有了后来30年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在这种历史合成的因果里，那一代人对西方冲击所作出的回应，便同时又为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变迁提供了一个真实的历史起点，于是而有19世纪60年代与40年代的显然不同。而代表我们这个民族起而回应西方冲击的，从一开始就是儒学培养和哺育出来的知识分子。从60年代开始，产生于这个群体之中的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刘坤一、曾国荃、彭玉麟、张树森、刘铭传等等曾经先后影响了晚清中国的40多年。此前20年的鸦片战争发生于奥、闽、浙、苏沿海，战火起于斯，也止于斯。

士人的困顿：从变局到危局 中国近代史开始于1840年，开始于中英鸦片战争。在二十年之间，中国再败于泰西之后，这是一种明显的转向。

试观三代之议理明堂，郑人之议政乡校，即议院之来为实例说变迁，则即使是在吾学已被追咎之日，儒学也仍然在被用来为中国人沟通辽远的西方政治制度。又以伤痛之至叙述悲愤，再以不觉呜咽和比之五胡乱华，气象更为难堪叙述忧惶。

显见得在礼仪中被宗奉的中国因吁请而出兵，实际上不仅要付出兵力，而且要付出财力。用船炮回应船炮，本意是中国人的办法对付不了西方人之后用西方人的办法对付西方人。

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是那个时候中国士人中最具有儒学信仰的人。更直白一点的，则直言事至此日，欲中国之必不亡则须一革从前，唯泰西者是效。一夷为一夷所灭，而一夷弥强，不如不灭也。由此造成的间隔，使那个时候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仍然在历史经验之中而漠漠然看西人。

这个过程说明：当一个民族对外来的作史无前例的回应时，文化一定会成为一种支撑精神的力量，然后深深的创痛才可能化为负重远走的力行。然而为势所抑是屈于力的结果，这个过程不会消泯善恶是非之界。

经历过中法战争的唐景崧后来追说越南自同治年间以来的因内乱而乞援和因外患而乞援，综贯始末而统括言之曰国家为藩服用兵二十年糜帑千余万。今日论史，常被关注的是甲午战争之后勃勃然而兴的近代民族主义，但以康有为的《大同书》而论，显然是与民族主义同时滋长的还有世界主义。

但英法联军之役西人从广东一路北上打到津京，逼得皇帝出逃，又在占据北京之后火烧圆明园而使天下震动。而且这种过程和方式一旦进入中国，又会按其内在要求，在一个农业社会里派生出开矿、炼铁、航运、铁路、电报以及纺织织布等等古所未有的物事，并形成与之相应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群体，催生出一层一层的新陈代谢。

比之船坚炮利，这是一种更深的冲击。理的源头在儒学，因此以理抗势所反照的正是二千年儒学的长久侵润和涵育。留给后人的，则是读史之际遥想当日悲喜而生出的无限感慨和一片茫然。这个过程多苦多难，曲折坎坷，在一百多年里既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中国的士大夫和儒学。

但也正是有了这种惊悸、悲愤、忧惶，曾经惯于漠然看西人的中国人才可能开始正视西人和审视西人。因此，这一代人对西人冲击的回应，实际上显示的正是儒学对西人冲击的回应 就中国人的认知而言，以19世纪中叶为起端的中西交冲，本质上是两千年中国的历史经验与西方世界的交冲，是儒学与西方世界的交冲。

曾国藩曾以理势并审，体用兼备为不得不然。但时至清代晚期，前者以定期而来的贡使、贡物和表文为惯态，是事大的本相大半已演为一种礼仪。

与此成直接对比的，则是深信中西之间可以同质的中国人因追咎吾学而已经置身于一个反传统的时代之中，并因反传统而正在走向否定自己的历史文化，其结果是学来的东西无从嫁接，便是学来的东西无从生根而长入中国社会，而无从嫁接和无从生根，则都会使这种以普遍性为前提的预设和推想不能不因远离历史文化而成了脚下无根的东西。其立论的逻辑，是中国的出路不在中国自身而在他国已经走过的路道之中。